[摘 要]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我国劳动力市场面临结构性变革。劳动力短缺、一次人口红利消失已成既定事实，并从供给端冲击就业数量和质量。短期贸易摩擦因素、长期技术进步及国内外需求因素将从需求端交织冲击就业数量和质量，尤其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将重塑就业结构。破解劳动力市场供给端和需求端的难题，当以着重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为主，保证就业质量，释放二次人口红利，并在此基础上重构人口、就业、社会保障等相关政策，促进劳动力市场转型升级，助力产业升级，力保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 二次人口红利;人力资本水平;就业结构;社会保障

　　一、对人口结构和人口红利的再认识

　　从供给端来看，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加深造成的人口结构失衡，已然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新常态，两者从劳动力供给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冲击一次人口红利。我国要想继续依赖人口红利实现经济稳增长，就必须在提高劳动供给的基础上着力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挖掘二次人口红利。

　　(一)人口结构日益失衡已成劳动力市场新常态

　　从劳动供给层面来看，人口结构直接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供给数量和质量。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加深正在成为全球人口现象，目前我国已处于低生育率陷阱的高风险期，且老化的劳动年龄人口将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新常态。

　　对于我国是否陷入低生育率陷阱学术界存在不同声音，部分学者认为，低生育率风险并非如想象般严重。我国尤其是北方七个省市的生育率虽处于较低水平，但并非是处于超低生育水平，中国近期的生育水平基本处于1.6以上，一孩总和生育率下降主要是因为女性婚育年龄推迟且旺盛期育龄女性人数减少，而全面两孩政策将带来二孩总和生育率的堆积效应(陈卫、段媛媛，2019)[1]，释放生育意愿。根据孩次生育率和终生生育率可以判断，生育率低的根源并非是人们不想要孩子，而是推迟了生育，据调查，北方七省20—29岁育龄妇女意愿的终生生育率高达2.16，育龄妇女家庭的理想孩子数及孩次意愿递进生育率均接近2，由此可以判断中国近期不会掉进低生育陷阱(王金营、马志越等，2019)[2]。

　　但是，其他学者认为年轻人口生育的推延效应大于年长人口生育的补偿效应，这一趋势终将使中国生育率不可避免地走低(顾宝昌、侯佳伟等，2020)[3]。并且中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推迟、总和初婚率下降意味着婚姻革命或将来临，未来十多年初次进入婚育年龄的人群规模将大幅减小，中国可能将面临极低生育率的风险。

　　无论如何，目前或近期内我国处于低生育率阶段是毋庸置疑的，低生育率会直接减少人口基数，降低劳动供给数量。

　　低生育率将直接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研究表明，在23周岁之前及25周岁之后生育的女性，劳动参与的可能性更高(赵梦晗，2019)[4]。但是不能忽略生育率下降直接导致家庭规模小型化，加重上一辈的照料负担。这样导致的结果是，由于缺乏高质量且安全可靠的社会支持，已婚女性在年轻时期更加依赖父母来照顾儿童，与老年人同住能够提高劳动参与可能性;但随着年龄增长，这种家庭照料的代际关系将由儿童看护转为老年照料，且负担加重，在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下，女性平衡工作与家庭冲突会面临更大挑战，劳动参与可能性下降。这与我国目前的情况相符，女性劳动参与率远低于男性。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逐渐加深，老龄化对劳動力市场的影响更大，除了会降低劳动参与率、减少劳动供给、提高劳动供给成本外，还直接影响劳动生产率，降低劳动供给质量。但是也需要辩证地来看，老龄化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例如，在养老保障体系完善、家庭养老不占主体地位的国家，养老风险较低、老年生活收入预期高且政府替年轻人分担了部分赡养老年人的压力，那么对整体劳动参与率有抑制作用。反观中国，正因为养老保障的不完善，出于忧患意识反而促进了中国男性劳动参与率提升，但女性劳动参与率仍低于男性，具有进一步挖掘的潜力。再加上延迟退休政策可有效提高劳动参与率，并通过提高劳动供给来缓解老龄化对经济的负向冲击。虽然老龄化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具有多元性，但是，对劳动力质量的侵蚀是肯定的。老年人劳动力的身体素质、工作专注度、学习能力等很大程度上都不如年轻劳动力，随着劳动力的老年化，势必影响劳动力结构，进而影响劳动生产率。

　　由此看来，人口结构失衡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新常态，会进一步侵蚀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供给数量和质量。除了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加深，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也在逐渐下降(丁守海，2019)[5]，那么，我国经济发展再想依赖无限劳动供给的一次人口红利已成过往云烟。

　　人口结构失衡除了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外，对经济发展会产生何种影响也是学术界关心的重点。生育率下降和预期寿命延长不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但在发展中国家却起到相反作用。过去四十多年以来，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年均2.72%。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低生育率和预期寿命延长对经济的正向边际效应逐渐转向负向边际效应，负向作用凸显(王维国、刘丰等，2019)[6]。

　　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将直接对经济稳增长形成冲击。虽然人口老龄化在达到8.65%之前，会促进劳动生产效率，但是，一旦超过8.79%这一峰值，便会抑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李竞博，2019)[7]。若以8.65%为下线，我国除广东、海南、云南等七个省份处于该水平以下，其他省份均在其之上，再加上人口老龄化不断深化的趋势明显，势必会对全国劳动生产率形成抑制作用。因此，如何将人口老龄化对劳动生产率的负向影响降到最低，是积极应对老龄化的关键。

　　不仅如此，老龄化通过影响收入进而改变家庭消费，从消费结构来看，老龄化对家庭住房和教育的消费冲击最大，大幅提高医疗支出;从家庭异质性来看，乡村家庭的消费总支出降幅更高，但医疗保障存在较大缺口。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加深，医疗等社会福利水平提升成为刚需，老年人将从福利性支出中获益更多，政府要想进一步释放社会福利，极有可能出现严重的代际财政不平等及巨大的财政支出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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